知識份子與中國(三)

知識份子與中國(三)

作者:徐復觀,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0-07-10

商品條碼:9789571302010, ISBN:9571302015
分類標籤:中文書 » 總論 » 社會議題 » 社會科學 » 歷史地理

 

內容簡介

知識份子與中國(三)
本書內容重點有二:其一、綜論中國知識份子在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藉以反省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國現代化未來發展上所應努力的方向。其二、自先秦至今,分論每一橫切面的歷史階段中,知識份子努力的軌跡,並反省其在當時環境中已成與未竟之使命。此外並探討今日台灣與大陸的知識份子在政治、社會、文化環境中所處的地位與努力的方向。

「知識份予與中國」編輯說明
本書內容重點有二;其一、綜論中國知識份子在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藉以反省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國現代化未來發展上所應努力的方向。

其二、自先秦至今,分論每一橫切面的歷史階段中。知識份子努力的軌跡。並反省其在當時環境中已成與未竟之使命。此外並探討今日臺灣與大陸的知識份子在政治、社會、文化環境中所處的地位與努力的方向。

基於上述,本文分為二篇,前篇為綜論之總體性檢討,後篇為分論之歷史性檢討。由於後篇之研究成果偏於近代,故本書亦為「文化中國叢書」第六輯「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之導論,但「人物論」屬思想人物之檢討,所論者較為細密,本書則採「巨視」之眼光,所論者較具通論性,二者可互相參照,相輔以成。

本書之出版,必須感謝每一位作者、譯者的心血結晶,在編輯過程中,編者也繁勞了許多友人,另外時報出版公司的鼎力協助,更提供了莫大的方便。編者謹此敬致謝忱。

本書之編就,應感謝家父母教養之恩,以及師友之砌磋砥礪,編者感銘於胸,並以此誠心期盼讀者們的不吝斧正。

從文化觀點談知識份子
陳:請您談談「知識份子」的原始意義
葉:「知識份子」這個字眼的確是被使用得過份泛濫。到底知識份子指的是誰,雖然大家有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指派的也多少有共同的成份,但是,就因為大家一向只是模模糊糊的使用這個名詞,缺乏一個較嚴謹的定義,常常使人感到張三談的與李四說的好像不是同一回事。當然,每個人有自由去界定他所使用之概念的範疇,不過,就學術研究的觀點來看,我們總希望對一個字眼有相當一致而恆定的概念界範,更希望所下的定義能夠抓到實質的社會意義,有助於社會現象的分析和瞭解。

在社會學中,「知識份子」的指涉問題一直為學者們所爭辯著。至今學者們還是沒有一個共同被接受的定義,但至少學者們一致認為,談論知識份子應考慮時間及空間意義。現就這兩方面,來談談知識份子的原始意義,尤其是它在西方世界的意義。

在社會學界中,「知識份子」這個概念可說是來自西方的。雖然中國傳統的「士大夫」與「讀書人」等字眼和西方知識份子的概念很接近,但是,因為東西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及社會結構多少是不同的,知識份子的涵義有差異,所顯現的特徵也不同。所以,談知識份子,不得不尋找歷史來源,再探究其時代意義。

先從西方談起。歐洲有關知識份子的概念有兩個。就現行較常用的英文來說,一個是intelligentsia,另一個是intellectual。這兩個字眼的歷史意義是不相同的。intelligentsia是來自於東歐,它有特殊的歷史含義。就俄國的含義來說,intelligentsia 乃指沙皇時期從西歐留學回來的那批俄國人。當時的俄國相當落後,與西歐國家相比,幾無精緻文化可言。所以,當時俄國留學生帶回來的西歐社會思想及生活方式和傳統的政制、思想和生活方式,多少是不能相容的。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對當時前後兩代留學回來的知識份子的不同心態描寫得很生動。父親代表第一階段的俄國知識份子,他們是滿懷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崇拜西歐的思想傳統,喜歡討論哲學、文學和藝術。到了兒子一代,從父親的經驗中認識到不能光談理想,必須要考慮現實的問題,他們不再高談哲學及抽象的東西,而從實際的社會改革著手。儘管兩代的心態有些不同,基本上,他們都不滿當時俄國的狀況。

波蘭社會學家Gella認為intelligentsia 的概念應是來自波蘭。一八六0年左右波蘭的知識份子構成一個文化同質性相當高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心理特徵、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尤其價值體系與在西歐社會中受過教育的人不同。他們出現於分割的波蘭,當時擁有土地的貴族為了在城市中,維持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以別於正興起的中產資本階級,設立了一套自己教育體系,用來維持他們的價值及態度,而自形成一個明顯的社會階層即所謂gymnasium的教育制度。在這個教育機構中,學生學習各方面的知識,最重要的是培養強烈的領導意識和社會責任。因此,在此環境下培養出來的人十分重視他們的學歷,常以此為榮。當時在波蘭有一個規定,只有具備gymnasium證書的人才有接受及要求決鬥的權利,這是一種榮譽。固然這種傳統後來並不存在,但是其貴族式的精神卻為往後波蘭受高等教育者的所持行,他們勇於批判社會,以國家大事為己任,因而,當波蘭被分劃時,這一批人成為救國、反抗當時統治者的主要力量。

儘管俄國及波蘭對知識份子的界定有著不同的傳統,卻反映出一個共同的歷史意義,也就是說他們往往是一群不滿現狀、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在社會中擁有特殊地位,往往形成社會階層。這個傳統特性卻因共產黨的統治而完全喪失了。今日,不管在俄國或波蘭,知識份子都被定義為學有專長的專業人材,不是指那些具強烈社會意識及批判態度的人了。

西歐知識份子的來源與東歐不同。intellectual 來自法國,乃因一八九八年Dreyfus案件而來的。當時法文中的intellectuals是指一群在科學或學術上傑出的作家、教授及藝術家,他們批判政治,或為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者。這種傳統淵源於法國大革命後的一批受過教育的人們。他們反抗當時社會既有的標準及措施,談論、鼓吹實證哲學,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他們大都不在學術界中,長年逗留在咖啡店中高談闊論,帶有波西米亞聖徒式(Messianic Bohemians)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就此傳統來看,intellectual沒有社會階層的含意,而著重心態對社會所扮演的角色,這是與東歐不同的。不過,總結來說,西方傳統所界定的知識份子有共同的地方——對社會具有強烈意識,對政治是採批判的態度,往往是不滿於現狀的。這種特徵目前被認為是代表知識份子的基本風範。

陳:中國的「士大夫」或「君子」與歐洲傳統所指的知識份子是否有所不同?
葉:這得看從那個層面來比較。若就上述歐洲傳統知識份子的基本風範來看,我不認為中國古代之「士大夫」傳統風範與西洋的知識份子風範有什麼根本上的差異。或許最大的差異是中國「士大夫」不滿情緒的表露比較含蓄,不那麼劇烈、明顯。大致上講,中國的士大夫與西方的知識份子有兩點基本差異:(一)士大夫的知識特質以及士大夫的行為模式,目標和理想;(二)士大夫的社會淵源。

先從第一點來看。中國士大夫一向以儒家思想為知識的內容核心,倫理及道德是思想的軸心,關心的問題偏於人與人、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因此,中國士大夫講究的是行為規範及人格風範,所謂「士不可不弘毅」即是一個典型的風範表徵。他們要求的是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重視的不是權利與義務,而是人情與感召,一個讀書人講求的是中庸、不偏不倚的生命態度。進則仕,退則隱。雖然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缺乏主動性。當處於順境時,表現的是儒家的積極哲學思想;處於逆境時,則轉以佛道思想為走向,以退隱、悠閒田園詩人似的氣息來過日子。所以,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風範一直是保持著兩極型態,這是對「中庸」的歷史註解。

再看第二點。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並不是來自於單一個社會階層。固然魏晉以來有世族門第的階級情形,然而,科舉制度下知識份子來自各個階層,雖有特殊社會地位,似乎卻未能形成一個明顯的社會階層,有看封閉的內部流動情形。中國傳統士大夫沒有形成明顯獨立社會階層,有的僅是以儒家思想為指標與生命理想的認同傾向,這種傾向在科舉制度下顯得更加明顯、更加具體了。總結來說,中國傳統知識份子雖在單一的中心思想體系下,他們關心社會、注意政治,他們所持的態度卻是保守、矜持的。「進則化,退則隱」是他們處世的基本心態。因而,當他們對時局有所不滿時,缺乏主動的正面的表現,往往使用含蓄、間接方式來疏解不滿的情緒。

陳:請為知識份子這個名詞找出當代意義。
葉:從上面的討論中,似乎很容易使人以為「不滿」是知識份子的心態特色,很多社會學者的確也持這種看法。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固然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知識份子可能都是不滿的,但「不滿」只是知識份子對某種特殊社會條件的心態反應,這種反應是條件性的,並不是知識份子的本質性特徵,而且我們也不能以東歐及西歐的傳統定義來界定知識份子。隨著歷史變遷、社會結構的改變,西方知識份子原有的歷史特徵也改變了。當然,我們也不能以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風範來界定當前的知識份子。我想,在明瞭了知識份子的歷史性以後,我們應當就當前的時代意義及社會結構型態來尋找知識份子的含義。儘管人類的文明已有逐漸合拍的趨勢,每個社會卻還保有相當獨特的文化特質與社會結構表徵。活在不同社會中的人們,他們的處境與心態多少也不同。當我們討論知識份子的定義時,不應先就「每個社會的特點」這方面來看,應當從當前人類文明的特徵及社會結構型態的基本方面來看,這樣才能得到一個比較通用的定義可用來從事泛社會及泛文化的比較。

知識份子產生的條件是什麼呢?Parsons認為只有在文字的發明及哲學的突破,知識份子才得以產生。文字使得人們可以把過去的經驗保存下來,更重要的是人們能夠運用智慧,來從經驗世界中抽取概念,來解釋宇宙與人生。知識份子就是一個在社會中懂得使用象徵符號來解釋宇宙人生的一群特殊人物。他們跟社會產生最密切關係在於「文化」這概念上。根據這個前提,知識份子的最重要特徵就是創造、解釋、修飾或傳播精緻文化。在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至少有四種具不同社會功能的知識份子。最核心的是精緻文化創造者,在一個社會中這種人為數不多,他們是Coser所謂的「觀念的人物」(men of ideas)。另一種知識份子不是觀念的原創者或發現者,他們修飾已有的創新事物或觀念,從原創力的觀點來看,這是第二層次的人。第三種是解釋既存精緻文化的人,他們把已有的觀念或創新事物給予具時代性和空間性的意義解釋及分析。第四種知識份子是站在邊緣地帶,他們既不是原創者,也不是修飾者,更不是註解者,但他們比一般人更早接受一套新的文化象徵意義,竭力把這些概念及意義介紹給別人。這四種類型僅是為了分類上的方便,在現實社會中,我們是不易找到這麼一個純粹的類型。

單就上面的概念來看,一個社會中知識份子可能為數很多,可包含大學生、科學家、作家、藝術家、音樂家、雕刻家、哲學家……等等舉凡與「精緻文化」有社會關係的人都可稱為知識份子。如果從社會功能的角度進一步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這個定義下的知識份子,還可像剝千層糕一般一層一層剝下去。其中一個主要的剝取方法是從對「觀念」與「文化」的社會態度問題著手。一個傑出的科學家竭其一身,不辭辛勞的發明了原子彈,為人類文化中添加了不少的內容,但是他卻沒有在發明過程中,探究原子彈可能帶來的後果。這種知識份子是創造者,但不是我們所希望的知識份予。社會分立的結果,把人們的社會功能細密化,使得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趨向以單純的職業關係為核心,科技的發展帶來了職業的專業化,也帶來了性向高度極化的情形。我們有的是學有專長的專家,他們可以為社會大眾帶來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豐盛的物質生活水準,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往往是淺薄的,對生命的瞭解往往是單純的;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幹發揮在專業上,往往忽略了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內容。

陳:知識份子與傳統的關係如何?
葉:這是研究知識份子的重大問題,很難做詳細的討論,我祇就現代化過程中知識份子對傳統的取向來看這個問題。

讓我們把討論囿限在狹義的知識份子身上。大體來說,知識份子與傳統的關係,在於知識份子使得傳統的象徵意義制度化、合法化。他們透過象徵符號的解釋與批判,重新來組合與添加傳統的意義,使得傳統能在時代的考驗下站住腳,不管他們所持的態度是建設性或是破壞性的,是贊成或反對,他們對傳統總是批判的。

簡單的說,傳統是指既有社會秩序的模式與法則而具有定徑性 (routinized)的力量,可以決定社會中人們目標的選擇及行為的定向。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經過長時間而改變,因此,傳統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相對於一個特點定時內。文化基素是來自於既有的社會經驗中,譬如:旗袍原是滿清入關以後滿人帶來的東西,到現在旗袍成為我國女性的傳統服裝了。一般說來,傳統的改變有兩種基本型態,一是轉形式,另一是適應式。轉形是在既有的基本中心價值體系下,做部份修正,進行的方式是緩慢的,不會因變化而感到壓力,這種變化通常是順利且自然的。適應則是把全部或某些部份的思想價值體系切掉,或添加入一些嶄新的價值成份,而以新的思想及價值來取代舊的,或使新舊並行。因此,在適應的轉變過程中,最主要的問題是用什麼來取代或並存?取代那一部份?往往因為所取代的或所採納來的,使原有中心價值信仰體系動搖了,使得社會產生緊張狀態,而有所謂抗議的情形。在緊張狀態中,負責解釋及批判傳統及外來文化成份的知識份子,往往因所持的政治立場或信仰基礎不同而有不同的意見,終至於分裂成為保守與改革的對壘,往往會連帶地觸及到制度組織型態的問題,終與政治集團結合形成了政治上的衝突,引起社會動盪。

陳: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心態上有什麼樣的改變?
葉: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心態上的改變多少反映出這百年來的歷史變動。關於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約略地敘述了。現在祇從三個方面。簡單來談。

(一)中心思想與價值取向的改變:我國一向以儒家思想為整個社會的中心價值體系。經過百年來的歷史經驗,我們是吸取了西歐的理性、人本和個人取向社會的中心思想。當然,我們沒有理由而且也不應該完全拋棄舊有的儒家思想與價值。儒家思想中的確有崇高的理想成份,代表著人類文明的精髓,是人類社會追尋的目標。但是,我們卻又不能不承認單憑儒家的思想不足以把中國帶上現代化的路子上去。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大多已承認儒家思想不再是中國的單一中心思想,我們的社會中心思想也不應當堅持必須是本位的。儒家思想祇是現代中國的主要思想潮流之一,或許是一個最主要的部份。

(二)感情黏著點的改變:這與上述那點相關。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似乎有從對傳統的深厚眷戀、把傳統當成權威、歷史是時代註解的心態,轉變到重估傳統思想,把傳統當成例證的傾向。在過去的時代中,傳統對中國人像是一個龐大的吸盤,把中國人緊緊吸住,在歷史中一直具有無比的權威,是行為的唯一指標,是人們所熟悉而且也是唯一認識的方式。到了現代,知識份子是以冷靜的心情,不再以滿懷情感的方式來理解、運用傳統了。他們漸漸懂得透過時代意義來重新評估傳統,這使得傳統由權威的地位變成僅僅只是一個有力的例證而已。

(三)認知方式的改變:中國人一向是以直觀、冥想的方式來認識宇宙與人生,強調的是個人的體味與領梧。在這樣的認知型態下,世界整體是不可分割的連續體,人是現象的主宰。受過西方文化的洗禮後,現代中國的知識份子漸漸地接受了理性及經驗的態度來認識外在世界,從事自身的反省。這種認知方式的改變,使得現代中國知識份子能夠很容易和西方文化傳統產生密切關聯,有時反而和中國傳統有了隔閡,對傳統的權威性產生根本上的懷疑。

這三方面的改變是相伴而且相互作用的,雖然這三種傾向還沒有充分的發展,但是從歷史經驗中我們似乎已可聞到這種氣息了。

陳:近三十年來中國知識份子流落在海外的際遇如何?
葉:我自己在國外先後待過七年,所見所聞不算多,看法也難免因見聞的偏頗而有失公允。我想你所指的應該是廣義意義的知識份子了,所以,我所要表示個人感想的也是以這個定義為範圍。

我國人在百年來對西方文化,尤其是他們的科學技術文化,充滿著羨慕,總認為要跟他們學習的地方很多,政府與社會公眾輿論也有意無意地表露出這種心態來,鼓勵留學已是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一貫作風,每年總有一大批青年才俊懷著喜憂參半的心情登上飛機,搭上輪船放洋留學去。尤其是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前後,有很多知識份子為了逃避戰亂,紛紛逃往國外,最後落居異國。不管是這一批老留學生、老移民,還是由臺灣出去留學而變成的新移民,他們在外國的生活是無根的。大部份的海外知識份子(至少留在美國的中國知識份子)對當地社會是缺乏歸屬感,雖然就文化的享受來說,或許他們多少已被同化,而且喜歡享受當地的文化成品。他們多是學有專長的專家,總覺得無法在自己的國家實現他們的專長抱負,他們認為假如憑一股愛國熱情同來,終會因現實條件的貧乏而冷凍了原先的熱情,會使自己的專長長期埋沒在貧乏的環境中。在面臨選擇專業實現感與愛國奉獻惑的兩難情形下,只要情況允許,大多數的留學生選擇了前者。這一代出去留學的知識份子是理性的、是強調專業成就,他們冷靜得把熱情凍解掉,理想對他們來說是踏踏實實的堆砌,是冷漠平靜的等待,是必須從現實中爭取來的。結果,理想不但沒有從現實中抓到,熱情也沒有從冷靜中孕育出來,理想與熱情卻隨著歲月而漸漸地影消蹤滅了。他們的生活存有一種疏離惑的苦悶,在求生存、求專業的現實、求物質的滿足和享受中過活。他們並不計較專業實現說的社會意義與文化內含,不追問究竟對社會有些什麼貢獻。在這種情形下,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不是帶著宇宙型的心態,以創造、發揮全球性之文化為己任,就是走上了以個人及家庭為中心的區域路線,這是兩種極端的方向,多數人走上後者。工作與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完全脫了節,他們是在美國社會中,身軀活在美國的土地上。他們的心卻一直是中國的,生活圈擺脫不了同樣際遇的中國人,他們聚在一起發牢騷,一起把閒暇花在麻將桌、烤肉、郊遊、同鄉會上,苦悶而無可奈何。他們不願回來,是因為不敢冒險,怕失去已有的生存保障。生活在等待不知何時才可能改變的等待中。等待是個未知數,在等待中逐漸冷凍了原是熱烘烘的心靈,使得他們變得更加冷靜,更加堅忍,更加孤獨。祇要是對本土稍具社會意識與歸屬感的人,活在這種情形下,會相當困苦和憂悶。

說到這裏,我聯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政府和大眾媒介宣揚海外中國人的成就是沒有必要的,甚至是一件十分不體面的事。沒錯,他們的成就或許多少證明了中國人若給予適當的環境,是不會比別人差的,但是,他們有了成就並不就等於中國人有了成就,那是一個大沙文主義的看法。他們的成就只是表示一個來自中國的美國人的成就,是美國社會的成就,不是我們中國社會的成就。他們的成就沒有證明到我們比別人行,反而說明了我們的社會不如別人,因為我們吸收不了這麼一批優秀的人材,而必須靠外國人來培養他們,讓他們流落在國外,替別人效命。從整個社會來說,他們的成就不是我們的光榮,相反的是我們的恥辱。

我們派遣學生留學外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了。直到今天,我們還以為只靠留學生才能建設我們的社會,總以為留學生帶回來的是新的,因此也就是好的,我們自己從本土中培養出來的終究是土貨,比不上洋貨,是不管用的。其實,留學終歸只是學習別人的東西,摹仿別人而不是創造。假若一個社會,幾十年來一直必須依靠留學生才能把社會扶持起來,這個社會是不可能健壯起來自立更生。一直依靠留學生,也就是一直只是在學習、摹仿的階段。要有創造,只有從本土中自己孕育出來,才有可能。當然,在變遷的過程中,早期是必須借重留學生,但是這也只限於一段時間,過了一段時間後,應當是由自己的知識份予來帶動,這樣的努力才會有真實的成就,才是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日本的維新情形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陳:中共極權統治下的知識份子在文化創造中是什麼角色?
葉:中共蓄意破壞中國傳統思想,以外來的馬列思想取代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並嘗試把這外來的馬列思想當成是具有宇宙性的思想型態,用來統御中國本土的區域性傳統。完全否定中國傳統的地位,以單一的外來文化來取代、抹煞中國的本土特性。這與中國傳統的思想單一化,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祇是中國大陸的單一化思想是外來的而不是本土的,以及用嚴酷的政治力量來維繫,推動思想的單一化。

中共對中國歷史傳統的作法,是打倒它的中心價值的權威地位,他們把傳統保留下來,把它當成墓碑,做為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或灌輸教條時的歷史證例。就如美國歷史學家Levenson所說的,中共把中國歷史傳統博物館化,他們把傳統的東西當成古董、當做陳列品擺在櫥窗中,根據政治上的需要隨時批鬥、褒貶。

在這種情形下,中共把文化屈服於政治,文化只是用來服務政治的,而不是政治用來宣傳文化精神。因此,在推動社會變遷時,他們把文化英雄與政治英雄結合在一起,而以政治上的英雄崇拜對象來具體化文化上的英雄崇拜對象,同時,以文化英雄崇拜對象來強化政治英雄偶像。這是中共在近三十年來所以能雷厲風行,在大陸上產生大改變、大影響力的根本因素。這也說明了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幾次社會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維新變法及五四運動,他們是有文化上的英雄色彩,但是缺乏政治上的英雄本錢,無法把文化上的認知經由合法化、制度化的途徑傳授出去,因此產生不了具體行動的力量,在推動時顯得十分乏力、薄弱。

中共把政治英雄崇拜與文化英雄崇拜搞在一起,本質上是科舉與八股的延續,所不同的祇是硬以共產思想取代儒家思想。這種以政治來領導知識及文化是相當不穩固的,它缺乏內化的潛在可能,所以,中共必須以黨為出發點。祇有透過黨的單一強制路線,個人才能升遷,才能有社會流動。在這種情況下,知識份子是窒息的,是苦悶的,沒有創造的自由。如果有自由,那也只不過是在共產思想的大前提下,從事傀儡性的註解而已。根本沒有批判、創造文化的可能。

總之,中共統治下的知識份子缺乏承製古典、西歐或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之風範的可能,也沒有批判以及獨立解釋文化的精神。所以,當前中國大陸的精緻文化是相當單調的、貧乏的,知識份子是相當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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