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十講(簡體版)】

1944年，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郭沫若寫下了著名的
李自成的起義為什麼會失敗?這是一個被討論了很多年的問題，盡管現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這個問題本身的魅力，思考這個問題所獲得的啟示，意義已經超過了答案本身。

當歷史的指針轉過了整整三百六十度，1644年也變成了公元2004年，有關李自成、有關明朝滅亡的討論依然沒有停止。

這就是歷史的魅力，也是明朝的魅力。

明朝還有其他十分具有魅力的話題，比如︰朱元璋為什麼要殺功臣?為什麼明成祖朱棣和建文帝叔（至）之間的家事，會變成一場內戰，甚至廣大的朝臣都參與進來?為什麼在明代，可以出現魏忠賢那樣只手遮天的大宦官?為什麼崇禎皇帝如此勤政，還是無法避免王朝傾覆的命運?

這些問題，永遠都不會有定論，當歷史的時針轉到不同的刻度時，處在不同時代的人們，自會有自己的看法。

現在，時針定格在三百六十度之後的兩度，公元2006年，我們將明朝的這些問題，當成中國古代帝國的典型性問題，剖析這些典型的案例，希望引起一些思考。

明朝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封建帝國，其典型性表現在各個方面，諸如皇帝的無限權力，依靠皇權而獲取自己職權之外利益的不法大臣，皇帝將國家當成私有財產，士大夫們失去道德理想，成為皇權的附庸，公正和清廉成為空談，等等。

這樣的典型帝國，必然具有帝國的典型病。

中國古代的帝國，都多多少少具有一些病癥，只不過在有些時代，這些病癥是典型的、顯性的，而在有的時代，這些病癥是非典型的、隱性的。在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這些時代，帝國病癥處于隱性發展階段，並沒有完全暴露出來，而在秦二世、漢獻帝、宋徽宗執政的時候，帝國病癥就完全暴發，呈現出顯性狀態。不知道是應該驚喜還是應該嘆息，明朝從頭至尾的二百七十六年之間，帝國病癥都處于顯性狀態。值得高興的是，明朝可以作為一個典型的樣本，值得嘆息的是，這個維持了近三百年的王朝，競沒有一個時刻能夠讓帝國病癥表現得稍微輕微一些。

從朱元璋的獨裁統治開始，明朝就進人了一個狹長的隧道，在前進的路上，只能沿著朱元璋留下的路蹣跚而進，因為隧道的狹窄，根本無法轉身，無法回頭。

于是，明朝漸漸走人了死胡同，一直到了盡頭，依然沒有一絲一毫轉圜的余地。

明朝的皇帝，並不都是惡人，明朝的大臣，也並不都寡廉鮮恥。但是，明朝的君臣們卻共同炮制了二百多年的苦酒，這苦酒，皇帝喝了皺眉，大臣喝了憋氣，百姓喝了痛苦。

明朝滅亡之後，思想深刻的顧炎武就說，歷來王朝的滅亡，有兩種形式，一種叫做“亡國〃，一種叫做“亡天下〃。他把“國〃與“天下〃區分開來，就是要把明朝的典型病癥解剖，拋棄那些滿是膿瘡的毒瘤，留下那些可以為“天下”造福的鮮活血肉。

明朝的腐敗現象很多，這是眾所周知的，而明朝對國家的各項制度設計得十分完善，這也是世人公認的。那麼，為什麼在制度設計如此完善的時代，各種違反制度、破壞秩序的行為還屢見不鮮?

是這種制度走到了盡頭，還是這種制度下的人都已經喪盡天良?

從這種截然二分的立場去討論問題，自然會得出偏頗的結論。事實上，明朝的制度雖然完善，但施行的有效程度值得懷疑；而當時的人，雖然普遍的道德水準不算太差，但為了生存或名利而拋棄原則的行為也比比皆是。

明代把中國傳統的帝國體制發展到了極致，同時也把帝國體制的各種弊端完全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事實上，中國帝制的歷史發展到了明朝，制度上已經不會有再多的變化，後人所能做的，也只是修修補補而已，然而，明朝所留下的帝國典型病癥，卻要再過很久才能徹底根治。

有一種看法認為，清朝人關後建立的統治，打斷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正常序列，其實不然。歷史到了明朝，帝制的各種制度已經根深蒂固，這並不是政權變更就能打斷的，事實上，清朝統治者大體沿用了明朝的制度——所以，清朝在經過前期的上升式發展之後，也迅速走向了衰落，暴露出了帝國的典型病癥。

　明朝完成了帝制時代的制度完善和皇權強化，隨之而生的各種惡果，也自然被明朝統治者自己所咽下，而明朝沒有消化的苦果，還要清朝繼續咽下去。

回到最初的問題上，郭沫若所提出的疑問，並沒有最完美的答案，但明朝作為帝國的典型樣本，則永遠值得讀史的人細細品味，並細細為它的種種病癥開出自己的藥方。